父亲是一九五二年来到双林农场参加工作的，属于第一代天津农垦人，当时十六岁。“他平日寡言少语，做事认真，虽然生活在那艰苦的年月，但很整洁”这是老一代人给他的评语。
    记得我很小的时候，有一天父亲回家时，左手及胳膊上缠满了白色的纱布，腰微微的弯着，把我们一家吓坏了，但父亲只轻轻说了一句：“不小心摔了一下。”后来母亲才听人说，父亲在工作时马儿惊车翻到河里砸伤的。
    当我十六岁的时候，接了父亲的班，成了农垦第二代。父亲则带着一身的伤痛病退回原籍了。临走前，父亲郑重的找我谈话：“好好干，争取入党。”这是父亲一生中对我提出的唯一一次要求。当我二十六岁入党回家报喜时，父亲乐了：“看来干的还不错，今晚喝两杯。”
    九十年代末，父亲因患脑血栓的症状，来津治病，由于我在农场派出所工作，经常三五天才回家一次，妻子有时抱怨：“一走就是好几天，回家啥也不干，就知道睡。”父亲劝慰：“忙了好几天，一定是累坏了，就让他多睡会吧！”后来，父亲搬到派出所宿舍住，和我的办公室紧挨着。当他看到我们经常匆匆忙忙带上警械跳上警车出去办案时，眼神中闪烁出不安和担心。我们押回疑犯时，父亲总是默默地过来给我们倒好水，然后关切的看着我们，我闲下来时就聊上几句。一次工地施工时挖出一颗未爆的迫击炮弹，在送往危险品仓库的路上，为防爆炸，车上我小心的抱在怀里。平安回来后，父亲沉默了许久，对我说：“做对了，这颗炮弹只有你抱才合适，其他同事哥们少，你下边还有俩弟弟呢。”我脑海里不断回想着父亲的话。父亲病情渐轻，临回家前与我聊天时，他像想起什么似的对我说：“你那一抽屉的红本本是奖状不？”我立刻对识字不多的父亲汇报起工作成绩：“这几本是场里奖的，这几本是局里奖的，这几本是区里奖的，这几本是市里奖的。”最后我拿出一本放在父亲手上，告诉他，这是我的大学毕业证，是场里出钱供我上的，父亲用那双苍老的手摸了许久，说：“有文化干的就是好啊！多干点，累不死人的。”
    后来，父亲再也没来过。今秋的一个午后，父亲走完了朴实的一生，安详闭着双眼，就像睡着了一般。由于国家政策的调整，我从警察工作转到政工部门，但我会在新的岗位上更加努力工作，争取更多的“红本本”，来告慰父亲的在天之灵。

（房地产公司 孟宪臣）